一个父亲、公益人、协作者眼中的校园欺凌及应对之道

经过长达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影响，孩子——可爱、珍贵且每家只有一至两个的孩子——逐渐成为了中国家庭焦虑的核心。无论身处何种阶级，家长们都极尽所能，在有限的资源里面为孩子“拼杀”出一条最安全、最洁净的生活之路。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这并不容易。

12月4日，一篇名为《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欺凌说NO！》的文章开始在微信朋友圈等平台流传，作者讲述了自己的孩子在北京名校中关村二小就学过程中，遭遇到了来自于其他学生的欺凌，并导致孩子出现各种急性应激反应。其后的一周时间里，“中关村二小校园欺凌事件”经过当事人、学校、媒体反复爆料互相拉扯，逐渐演变成一出真相模糊的“罗生门”事件。

作为公益人、作为协作者，我们该怎么看待和回应校园欺凌这一问题呢？独家对话善导总干事陈志君（大头），看看父亲、公益人、协作者眼中的校园欺凌及应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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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强迫做一些事情，这可能就是欺凌】

善导小编：最近很多媒体在报道“中关村二小校园欺凌事”件，你自己有没有关注过这个社会事件呢？

陈：了解不是很多，就看了一篇讲这件事情的文章，了解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我很好奇它为什么持续了那么长时间还在发酵。

善导小编：你自己小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欺凌呢？

陈：我其实还好，我没有遇到过欺凌。比如说小时候，男孩子很喜欢一群男生把一个男生抬起来，把人两个脚抬起来然后去转墙、转柱子之类的……不过我所经历过的都没有真的撞上去的那种。当时觉得这都是打闹之类的事情。

善导小编：现在来看，你觉得这种行为算欺凌吗？毕竟小孩子时期对身体界限、权力意识之类的标准和成人都不太一样。

陈：这么突然问到，不是很好界定。中午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启发，可能跟之前做性安全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时候观念挺像的，就是： 当一个人使用暴力强迫另外一个人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或接受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状况，从而实现对他人的控制，这种行为就是欺凌。这种暴力包括语言的暴力、身体的暴力、还有冷漠和孤立这种非直接的暴力。

【“生活法庭”与学生陈述】­­

善导小编：你的女儿和她周围的同学们有遇到欺凌现象过吗？

陈：我听过的不多。我经常听的就是我女儿和她几个好朋友一起在想怎么样欺负老师，但是没有听到她们真的做一些事情出来。所以那个层面我觉得还不算是欺凌。但他们学校有一个设置叫做“生活法庭”来处理一些学生们之间的事情。

善导小编：请问是什么学校？

陈：香港的乡师自然学校。

他们习惯是：如果一个人认为别人做的事情不对，TA就可以把那个人告上“生活法庭”，他们这个法庭是每天中午都会开的，据说法官团是由两名学生法官和一名教师法官组成。开庭时双方要轮流陈述事实，表述感受，若未能达成和解就要继续进行论辩……反正就是通过一个模拟司法程序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 “罪名”成立的话，那被告就要付出一些代价。所以如果我女儿受到欺凌，她可以把人告到生活法庭，而如果这个事情有第三个人看见而那个人觉得不对，他也可以把欺负者告上法庭。而关键是人们可以不害怕把事情说出来。

生活法庭是一个处理纷争的地方，透过法官的帮助，孩子学习去了解和聆听别人的想法和感受，排难解纷，重建关系。法官由老师和高年班的同学担任，一人一票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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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乡师自然学校。图片来源：http://www.gaiaschool.edu.hk/

善导小编：你刚刚讲的是在学校层面，香港政府或是教育部门他们有一些机制去回应校园欺凌事件呢？

陈：我没有直接看到香港政府在这方面的操作，但香港有较为成熟的驻校社工系统，我猜很多此类事件会有社工介入。我也听过教育学院把欺凌放在“生命教育”中。其实有很多戏剧工作者，他们都会用戏剧（的方式），在学校里面组织讨论和学习怎么去理解和处理欺凌，我们的老师欧怡雯就是这方面的资深实践者。

然后在国外，欺凌是个更广为认知的主题。我之前在英国的时候，比较明显的一个学校有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的种族、阶级之间的欺凌事件是很容易发生的。

多元的世界，多元的文化。图片来源：bing.com

【孩子间的暴力，是成人社会竞争焦虑的投射】

善导小编：中二小学校是北京最好的小学之一，学生家长基本都处于社会同一阶级，原生家庭的社会资本拥有量趋近，但还是发生了校园欺凌现象，这是为什么？

陈：尽管他们可能都在比较相似的阶层，但不要忘记这些家庭跟我们其他人一样都处在一个激烈的竞争社会里面，内化的是一种差异结构和一种对loser的焦虑，是如何在竞争里为自己争取胜利者的位置。每个人之间都存在差异，各种各样之间的差异，不管是阶级、民族、地区或是其他因素，但如果我看待“你”时，不是带着差异竞争的意识，那么我就会用很多种视角去看待“你”。

善导小编：是否可以理解为，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种焦虑的投射？

陈：对，可以理解为一种隐性的焦虑投射。当你跟我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倾向于用竞争的方式，来确立我的控制，而不是去用理解和双赢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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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导小编：如果由家长们成立一个“纠纷调节委员会”或者类似的组织，会不会有助于欺凌现象的杜绝或减少？

陈：对于这种家庭参与教育的情况，正面的影响是：家长有渠道及时了解以及参与，他涉足得到孩子的成长内容，就从成绩延伸到品德和社交生活。

但它也可能有负面的情况。举个例子，我朋友的孩子就读于一所广州的私立学校，学校有一个家委会。有一年学校家委会主席是一个日本妈妈，然后家委会里面有一些家长就说：“日本侵略我们，日本人是罪人。为什么要让一个罪人来当我们家委会的主席？”然后大家就为这个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这件事让我想到：首先，能把孩子送进这所学校的家长，工资是不低的，而且在品味和文化上也有一定追求，才会把孩子送进这么一所不随主流的学校去（念书）。但当问题爆发时，那些潜伏的成见就浮现出来了，而且深得让人惊讶。所以我有个疑惑，“成年人”是否就意味着足够包容和理解，亦或仅仅是嘴上说要宽容理解和重视多元而实际上，还是存在“优胜劣汰”这种观念。这种观念所孕育的暴力今天一点都不罕见。

【学会表达自己的感受，也要建设对话机制】

善导小编：我们现在看这个中关村二小校园欺凌事件的发酵，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不一样，包括说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受害者和学校之间，吃瓜群众之间，都有各自的立场。好像有很多大家没办法去调和的矛盾或者是很多的冲突，你怎么看这些矛盾和冲突呢？

陈：我会觉得，好像这些声音都在强调或者说都在尝试（说）自己是对的，“我是对的”，或者是“我没有错“。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假如我们都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去表达我们的观点，那确实很难调和，因为不同的观点之间没有找到一个共同的场域。所以，那个被欺负的孩子其实他的家庭是为了他去讨公道，而被控诉实施欺凌的那些孩子，其实他们的家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应激的反应，是去维护他孩子的一个行为。

然而欺凌不仅仅发生在这里，不只是发生这群孩子之间的一个孤立的事件。这个事件反映出这个社群的生活中有一些地方超出了相互尊重的底线、会对人造成伤害（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还是旁观者）的行为，却还没有自我纠正的机制。我觉得那是一个重要的、我们大家都要一起面对的处境。只有人们都认识到我们都要面对这样的处境，人们才能真的好好对话、找寻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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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欺凌会有出现？我想我们这个对话是尝试不从道德批判的去探讨这个问题，而是从另外一些维度去解读。我想至少有两个部分。一方面它有可能是来自于一种下意识的尝试，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不停地试哪个（行为）是符合社会规范的、哪一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这是孩子成长过中很重要的学习，而这就意味着他很可能做一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另外，在这些孩子的生活环境里面，会不会有很多依靠暴力、包括语言和身体暴力来实现目标的行为呢？例如，电视、网络、或者家庭成员的行为和观念？如果有，而孩子又容易接触得到，那这个就是他学习的来源。对于旁观者来说，如果他们认为这是寻常的事，那他们也不会去冒风险去阻止。

所以，一方面是孩子自己在没有边界中不断地尝试，另一方面是它生长的环境里有暴力的种子，这个种子被他的行为所滋养，成长为一种习惯模式。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其实欺凌不是某个人对错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意识到我们社会中暴力的种子（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在教学和养育里面是否足够重视以及去处理和回应这个情况的意愿的问题。

学习中的青少年。图片来源：bing.com

善导小编：那你作为一个协作者和应用戏剧的导师，你有什么建议吗？学校或家长有什么方法去回应欺凌事件或者是去预防类似的事情发生？

陈：我觉得香港师乡自然学校的那一套的逻辑（做法），我是满认同的。生活法庭是个形式，它里面的逻辑是：如果我不同意或不舒服，我可以表达出来，我可以通过协商去解决问题。

如何表述我看到的事实以及表述我的感受，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的教育很少有提供一个训练或者空间，让孩子们能够不受批判地讲述TA所看到的事实以及TA的感受，尤其是我们的感受是常常被忽略的。所以我们常常无法很好地互相理解和达成和解。站在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如果在学校有一些教育的内容是可以帮助人去合理的表达自己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第二个是，一个学校有没有一些机制或者一些文化去处理冲突，处理不一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也是值得考虑的。刚才我说自然学校有一个这样的生活法庭的机制，但即使没有这个可见的机制，我们还是可以从校园生活的模式上做一些改善的。比方说当我们在班集体里面，同学之间遇到冲突，老师是提供一个怎样的方式去介入呢？他是代替了学生去做决定、做出最终裁决，还是他会提供一个对话，能够让学生好好地把话说清楚？又或者是他两者都不做，而是直接去批评施暴的人，使得那个施暴的人继续怀恨在心，而那个受暴的人又觉得我就是受害者，你就是应该得到惩罚？其实这些都是在教育工作者个体的层面上有机会能做到的事情。

善导小编：面对欺凌，我们可以说是学校缺乏相应理念和程序去面对相关事件吗？

陈：大部分学校的文化其实是一种简单的集体主义。简单来说，集体主义就是以班集体为重，为集体荣誉去做事，这个集体是外在的；但同时，学校常常暗示学生，在这个集体中的人与人之间是竞争的关系，你自己要在竞争中获胜。学校现在主流可能是这两种思路。但是，我们怎么与人相处，怎么回应矛盾，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教育，我现在没有看到学校有做很多，大多数都是从道德说教的方式进行，或通过权威来规限，其实成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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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权威规限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通过纪律、通过统一化（例如穿着和仪式），强行把差异抹平，如果出现偏差，就启动用惩罚措施。这样好像我们就很整齐，就很和谐和有序。但这明显盖不住这个时代对自主和个性的呼声。中国社会经历了数十年这种自上而下的统一和整齐，其实压抑了很多差异。而随着人口的流动、社会阶层的分化、文化和观念上的多样，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将会高度叠加。上一代人似乎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经验和智慧给下一代。

现在，我了解到有一些人用戏剧的方式做校园欺凌的项目。比如用教育剧场演一个剧，跟孩子们讨论当TA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TA可以怎么做。教育剧场可以有机会把欺凌事件中各方面的人的心声都呈现出来，让孩子们知道和了解，当TA被欺凌或者目睹欺凌时，TA们怎么做；除了使用暴力，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我觉得戏剧提供的就是一个“演习”。我们现在学校都有消防演习、安全演习，如果我们能够有应对欺凌的演习，那其实孩子们可以有更好的智慧去面对这些欺凌事件。

善导小编：回归善导的工作，善导做了很多教育议题相关的协作、应用戏剧，你觉得有没有和欺凌有关的一些工作？

陈：好像没有直接处理过欺凌的议题。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大部分是跟人与人怎么更好地在一起，更好地协商，彼此理解，我们主要的工作，都是在这些方面的。所以某种程度我会觉得，我们的工作跟这个议题本身是有一定连接的。

采访、编辑：杨一

录音整理：Okay、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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